日前，美国电影《一战再战》(One Battle After Another)夺得奥斯卡多项大奖。该片由保罗·托马斯·安德森编剧、执导，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等主演我的宠物是大象，讲述了一位父亲因白人至上主义者追杀而踏上逃亡之路的故事。与电影中个人的“一战再战”相比，现实中的美国政府不遑多让——它正在全球范围内“一战再战”。
从人类的现代文明史看，鲜有国家像美国这般“钟情”于战争。据统计，美国建国250年来，仅有不到20年没有参与战争。2026年以来，美国卸下热衷“止战劝和”的伪装。1月入侵委内瑞拉，绑架马杜罗总统夫妇。2月底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，连续杀害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高层，一个月来，已造成包括伊朗妇女儿童在内的超2.2万人伤亡，行径骇人听闻。
“最佳导演”，指向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“帝国主义”——那个由垄断资本与霸权野心结合的深层机制。在这一视阈下，战争成为维护利益、控制市场与资源的直接工具。它撰写“天命观”“例外论”等“假说”，为战争披上道德外衣；更善于以“民主”“反恐”等为包装，让侵略看上去像“拯救”。这个“导演”从不亲自上场，却在幕后操纵全盘。
“最佳制片人”，非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莫属。它们是战争的“策动人”。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·库兹尼克直言：“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是笔大生意。”其机理在于，相关军火巨头通过游说国会、渗透决策，在形成特殊利益联盟的同时，也从战争获得暴利——导弹打得越远，股价涨得越高；冲突持续越久，利润来得越厚。于他们而言，战争不是悲剧，而成为“IP”般的“系列剧情”。在炮火背后的，是“制片人”的“生意经”。
站在聚光灯下的“最佳男主角”，则是手握“战争权”的美国总统。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《战争权力决议案》本意是限制总统，却成为此后历届总统利用的“合法依据”。从以“人道主义干预”之名发动科索沃战争，到以一小瓶“白色粉末”为证据发动伊拉克战争、在“有限介入”的旗号下入侵利比亚，再到2026年对伊朗的悍然袭击，总统们用战争权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制造“高光时刻”。
实际上，美国虽然擅长战争的“剧本”，但战争本身却难有出路。一战再战，的确曾获得巩固全球地位、获取战略资源等直接收益，但长期弊端却无法忽视。战争损耗国力，加剧国内社会撕裂；践踏国际规则，损毁自身外交信用；经济冲击与人道主义危机让全球承压，愈发遭到反对。从历史上看，美国每一次战争都带来了更多的“烂摊子”，不停歇的战争，也成为其不停歇的自我消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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